Report 2011.10 Rural Community is not another city

From Architect HSIEH and Atelier-3

农村不是第二个城市

龚彦 Gong Yan

十年前，因为一个艺术项目，我结识了现 已88岁的建筑师尤纳·弗莱德曼（Yona Friedman）。20世纪50年代在布达佩斯封 闭阴冷的避难所内的经历，让他考虑建筑 师的责任以及居住者和房子的关系。他著 名的“移动建筑”（Mobile Architecture）理 论探讨的并非如何使房子运动，而是使用 者对房子进行改变的可能性。在他屈指可 数实现的建筑作品中，有邀请教师、学生以 及家长“自主规划”的法国David d’Angers 中学，有邀请当地人用他们最为熟悉材料 和工艺方法——竹子，进行“自主建设”的 印度科技博物馆，过程中，作为建筑师的 尤纳只提供最符合使用者需求的技术翻译 （另一种角度考虑“设计”）和建造安全保 障。尤纳把这些三十多年前的实验记录在 一本名为《生存建筑》（L’Architecture de Survie ，1981）的书中。前言中他强调，“生 存”这样的口号式词汇在此并不带任何乌 托邦色彩，而是从生存底线和最基本生活 空间角度重新思考建筑的角色。比如，谁有 权决定建筑？如何保障这种权利？如何在 贫困世界（环境）实施这种权利？也许，我 们也可把它理解为“建筑师的生存之道”。

如果说布达佩斯的避难所是尤纳建筑理 论的原型，那么那些正在踏入中国农村的 建筑师们的设计原型会是什么？这里的原 型除了视觉角度（审美很危险）——由原 住民根据生活需求自发建造的房屋外形， 还有为满足现代生活需更新的基础设施 （供水、排污、温度等）和由身份、职业、 等级、物质、家庭关系交织而成的心理原 型。于是我们不禁问，进村后的建筑师，是 否能不重蹈城市中规划与建造问题的覆 辙，建立起技术翻译和文化采样的并行系 统；是否能回避救世主的角色诱惑，检点 甚至限制自己的行为和想法；是否能让原 住民如感受耕作般感受“建设”，而不是 作为原住“民工”登场；是否能将农村自然 生发的传统和民主系统物化为空间的点 点滴滴；是否能在农村保存城市里已消亡 的四季、时空、宇宙；是否能在工业化的基 础上保持多样性和个人性；是否能通过对 空间及其功能的规划和重组，催生出一种 介于驯服和游牧之间的生活形态，为生活 价值提供多重选择；是否能——最后—— 用实效的数据和体验成果，与土地和人达 成共建的愿望？

生存、权利、传统，在近代中国都没能被系 统地经过现代主义的提炼，一些个人实践 还未见成效就被以知识文明包装的学院体 系扼杀。这些结了撕、撕了结的痛楚和代价 持续到今天，赶上了传播的大时代，被机灵 地抽象成为媒体产品、姿态高地和言说雷 区，变异成为心安理得的投机。遗憾的是， 建筑正在队列的前三排。

在上海的讲座上谢英俊先生说“改革开放 30年，农村建房无声无息地已超过城市建 房的四倍，这已完全超乎了现代建筑的经 验，不再是件‘小’事情”。农村和城市的区 别，对我而言在于土地和时空，它们是人的 基本权利和生存条件。作为现代人空间和 心理上可触摸到的最后净土，我们需要用 最现实、严肃、具体的方式去面对。农村不 是第二个城市。

最近“下乡”成了时髦的词儿，当代艺术、 设计、建筑、文学圈都为此忙得不亦乐乎， 城市即罪恶，似乎只要跨越那道地界，超 级理想国就会到来。但是有多少下乡的人还 记得“写生”——书写记录生僻之物。这一 经典的艺术生活行为很早以前便被屈打成 了保守派，至今尚未平反。责怪西方的观念 主义？还不如可怜自己的买椟还珠和叶公 好龙吧。建筑师应该到没被模式化的居住 环境里走走，恢复自己作为居住和使用者 的感官，获得更大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土壤 和突发的魅力并非原始或者原生态，而是 一种接近本质的感受力。这是一种替代性 生活，让我们回到很久以前的自己。

在这些背景和环境里，谢英俊先生的建筑 实践是如此之重要，令人尊重。而他更艰巨 的野心——用工业生产的方式把乡村建造 体系模式化、程序化，更令人期待。我想， 最成功和持久的标准化生产都根植于运动 变化的“地气”，它不会被便捷和丰富的假 象利用，成为物欲和独裁者。到了那时，建 筑是否带有“人民性”，这个“人民”在中国 台湾、大陆还是非洲，也许连媒体都懒得理 睬了，因为我们都会是真实的受益者。

龚彦，策展人，艺术家，《艺术世界》杂志 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