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port 2011.08 Why sustainment?

From Architect HSIEH and Atelier-3

为何持续？

杜鹃 Juan Du

可持续社会的基础——社区

“可持续发展”的讨论已有近百年历史，与 现代主义启蒙相当。而“可持续发展”这个 概念发展到今天，包含了公众参与、社区发 展、环境、社会公平等，是一个由硬件到软 件转化的过程。

可持续发展需要具备自然资本、社会资本、 建成资本。如果没有对自然、社会的保护， 建成资本无法成立，也无法实现“可持续 性”。自然资本包括水、食物、山、河；社会 资本包括技术、能力、人群、社区；建成资 本则是建筑、设备、基础设施。在当今的中 国建设中，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人们往往 只看到建成资本。但事实上，自然资本、社 会资本和建成资本呈现的是一种金字塔状 态，而且建成资本建立在自然资本和社会 资本的基础之上。

就“可持续发展”而言，包括经济、生态、 社会三方面，而对三者的认识从现代主义 到后现代主义有所演变。最初把这三方面 视为是三个不同的领域，接着人们提出这 三者存在互联领域。后来现代主义观念认 为，生态和社会都是在经济的大环境下发 展，所以首先提升经济水平，然后才是社 会、生态。但是现在大家普遍认为当时现代 主义的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生态应该是最 大的环境，其次是社会，然后才是经济。

社会可持续性是社会未来和环保发展的大 前提，它在本质上影响社会的发展和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只有在社会的可持续 性基础上，才能谈论城市的可持续性和建 设的可持续性。而要达到社会可持续性， 就必须回归到最根本的因素——人。这里的 “人”并不是指每一个人，而是指社会中的 小社区。只有系统的社区参与（包括政府 参与）和稳健的社会团体，才能达社区的 可继续发展。以下将针对社区进行一个简 单的历史回顾和理论性的探讨。

“社区”概念的误区

中国规划的建立，不管是政府领导还是规 划师、建筑师，通常对“社区”这个专业用 语的使用有所混淆。在现有中国的建设里， “社区”更多是一种行政区上的划分，完全 是以空间来定义的，将城市分成不同大小 的区域，从空间上管理“社区”的概念。这 种对“社区”的理解，实际上是很原始的， 大概回归到150多年前的认识。当时托尼斯 （Tonnies）提出两种社区的概念，分别存在 于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礼俗社会由小规模 的同类社区组成，人口流动性低。人们清楚 知道自己所属的社会团体。法理社会指规模 较大，较复杂的，由不同成分形成的社会。这 不是由小群体组成大群体的概念，而是一种 更分散性的概念。在比较传统性的社会里， 小型社会是机械团结，即通过亲属或者宗教 关系；而法理社会是有机团结，并不是纯粹 按照宗教亲属甚至住宅、工作的地点来连接 的，也就是说打破了空间性的隔离。

现有的城市规划中的“社区”，受到来自于 上世纪20年代的“自然区”的影响。每个自 然区是一个社区，包括大学、贫民窟、少数 民族居住区。其实，这种观点在社会学中， 于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被挑战了。经过对 很多城市和乡村研究，人们发现没有任何 一个具体的研究能够将社会分成很清晰的 “社区”。社区之间界限模糊和相互连接， 没有办法清晰地划分居住或工作之间形成 的各种关系区域。但是现在的城市规划和 城市建设，运用的正是在社会学中已经被 推翻的社区概念，并在这个基础上规划建 设。

对社区概念的理解缺乏共识，造成在城市 规划等领域上的沟通困难。故本文将英 国、美国、香港以及中国的社区规划和发 展，做了一个大概的比较。在社区概念和社 区发展的发源地美国，现已形成的一系列 比较完善的制度，而在其他国家，比如英 国，则属于一种被动性的状态。社区发展 在众发达国家并不是一个建设性的概念， 是抗议性的，是一群人对政府的规划建设 不满时，自发组织形成的。英国最早的社区 活动是伦敦船坞区重建，当时英国政府给 予伦敦船坞发展公司特殊权：可不依从一 般的法例去进行规划和建设。市民的意见 对其发展并没有阻碍力；并且它只须向中央 政府负责，而无需向地区政府负责。政府 希望通过商业发展来启动整个比较落后区 域的发展，这与现在中国很多地方的发展 模式很相似。

当时的社区建设没有真正跟80%居住在廉 租屋里的居民沟通。一直到最后，即使建设 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大师设计的博 物馆、大厦、住宅，它仍是一个非常失败的 例子。尽管当初得到英国政府的特殊授权 而且全国最大的开发商的管理，但直到今 天才只有30%的居住率。此后，英国大多数 大型社区建设、城市建设，都需要与社区 组织进行接洽。政府和开发商投入大量资 源，最后却以失败告终。人们最终发现这不 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香港社区发展过程与英国很相似，也是从 抵抗开始的。廉租房在香港有很长久的历 史，政府部门也被赋予很大的权力，能建 公共建筑、公屋，而且有权力拆迁旧的房 子。十年前，也就是2000年，该政策遇到了 一个真正的挑战——湾仔利东街重建项 目。当时香港的市区重建局要把整个利东 街重建，引起了香港第一个反对政府建设 的草根运动。从开始的游行，到后来街坊 形成的比较有组织的运动，这次运动导致 现在香港建设大型城市建筑时，必须要通 过公开声明，并向当地居民咨询。当然这个 咨询的真假问题，有效与否，就要由自上而 下和自下而上的参与人来决定。

中国的社区发展分几个阶段，这与中国改 革建设之间存在很大关系。第一阶段是从 1949年建国到1980年改革开放，当时面临 的主要问题是资源分配不均衡，住房数量 不足质量欠佳，以及政府财政压力大。因 为家庭关系以及政府权力形成了比较强大 的社会网络，所以在大多数城市里有福利 住房。工作地点和居住地方之间非常近，自 然形成很紧密的社区关系。第二阶段是从 1980年改革开放到1988年，居住体系发生 了很大变化。社会流动性和自由选择性逐 渐增强，包括开始有城市移民和流动人口， 因此形成了比较不稳定的邻里关系，也导 致了中国比较独特的、松散性的社区关系。

第三阶段是从1988年居住系统改革计划和 房屋产权发展到现在的，高度流动性和自 由选择性的阶段。高度流动性和自由选择 性，以及大比例流动人口导致松散的社会 关系。社会阶层分化加剧，造成贫困人口住 房问题。在类似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中， 几乎30%是流动人口，在深圳甚至达到了 80%。在这样松散的社会关系中，对社区的 概念造成很大的冲击的。对中国而言，现 在面临着一个重新审视社区这个概念的机 会；在现在特殊的城市状态下，思考如何 重新形成新的社区理念，从而改善现有的 城市规划和建筑。

社区的建设要求三个步骤。首先是增强意 识，使人们认为他们有共同责任和共同作出 改变。然后是加强能力，使社区成员发现自 己的能力并感觉被授权，从而发现能力是 对共同和演变社区的一部分责任。最后是 社区营造，通过建立持续的组织和集体行 动来加强人际，社交和社区关系。社区组织 这个概念大概包括四个基础：一个是实施 经济正义，所谓经济正义是不管政府的投 资还是居民自己的投资，各方均等分享经济 利益，并不偏袒特殊团体；二是力争社会公 义；三是保护公民自由；四是尊重环境。

这些都离不开公众参与。公众参与是指感 兴趣或受到影响的人主动参与社区决策过 程。关于公众参与，其实争议很大，而且其 中还存在真假问题。理论上，高公众参与 度才能使公众的诉求得到反映，然而由于 决策过程复杂，效率也会降低。在公众参 与中本身存在两个衡量标准，一是有多少人 能够参与，二是其影响力。鼓励公众参与可 以使弱势群体有权力反映以及影响政策制 定以保护其权益，同时增加归属感和团结 力。这并不是单向的咨询过程，必须有一个 双向互动，才是真正的公众参与。

当代城市建设——回归社区

近三十年，建筑学对后现代社会与城市的 认识形成了一些新的想法。后现代社会被 认为具有不平等、不安全和不稳定的特 质，处于文化分裂和无根的局面。庞大和密 集的城市为不同组织发展提供足够条件。 社会由次文化群社区拼贴而成。这些社区 的出现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 转变：民众倾向加入次文化群而退出参与 地方性社区，因此社会关系建立在专业及 兴趣上。从传统社交网络到现代社交网络， 人们的关系逐渐走向多元化。发展到后现 代社交网络后，就更加的分散，包括家庭、 亲戚、朋友甚至素未谋面的网友。许多社交 不单是面对面的, 更多是通过网络或电话。 人们与城市更多的区域产生关联。

由于城市中社会性的变质，空间性、场地 的概念有了很大改变。这种变化给城市规 划、建筑设计带来了很多启发，比如公共空 间。人的多面性造成了城市的复杂性—— 社交地点的分散和城市的多中心性。由于 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交活动可以发生在虚 拟空间，如在线论坛；同时由于工作时间延 长，人们缺乏参加社交活动的时间，造成私 有空间活动代替公开社交，如家庭电影取 代电影院。然而，当今的城市规划和建筑 设计仍然停留在旧有的思维中，未能洞察 当代社会与城市发生的深刻变化。

在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公共空间包括城市 广场、建筑地标等一系列大型建设，仍被认 为城市公共性的最主要体现。在当代社会 里社交空间呈现出千姿百态，为什么将我 们的视野局限在大规模公共空间呢？这正 是因为规划师和建筑师缺乏对社会的真正 基础——社区的正确理解。只有从社会的 最基层出发，透过完善的社区组织和真正 的公众参与，才能使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 达到可持续的目标。这也是可持续性的根 本意义所在——为人而持续。

杜鹃，香港IDU建筑事务所主创人，香港大 学建筑系助理教授。